崭新科普:从理解科学走向参与科学
时间:2019-05-13      文章来源:科技日报      责任编辑:王强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是当下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要想实现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高质量的科学普及与之相适应——重大创新呼唤崭新科普。

    历史上,科普即科学普及先后出现了“公众接受科学”“公众理解科学”和“公众参与科学”三种形态。

    最初,是单向传播科学——公众接受科学。这一阶段,公众是单纯的科学传播受众,只需“知其然”而无需“知其所以然”。对于缺乏基本文化知识的群体而言,单向科普必要、有效且有益。上世纪中叶,我国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等抗击流行病的科普就采取了这种策略并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今天,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等非常状态下,这种单向的宣讲依然是必要的,可以让公众迅速获取有针对性的科学知识。但是这种忽视了受众主体性的“单向传递”经常低效且令人反感,饱受诟病,因此并不适于常规科普。

    其后,是科学“涉入”社会——公众理解科学。系统化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起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后学院的“真科学”环境中,英国科学家发现他们正在面临政治和公众支持减少的尴尬局面,科学资助体系的决定权旁落、遭遇“公众反对科学”,科学家似乎变成了令人讨厌的小丑。科学家假定公众对于特定科学研究的冷漠或者特定项目的反对是基于“无知的理由”,于是策略性地提出让“公众理解科学”的口号,期望借此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以“促进国家繁荣、提高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质量、丰富个人生活”。这就是著名的博德默报告(Bodmer Report)。尽管具有积极意义,它的不足也同样明显:主流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型假定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陌生与疏离”,也暗示了公众的“无知与误解”。“科学之水”需要通过传媒、学校教育、博物馆等各种渠道流向“公众之瓶”。就其本质而言,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在遭遇共同体外部压力时的一种修辞术。在“公众理解科学”的多数阶段,公众难以真正地“理解”科学,而只能“远远地看、静静地听,高高地举手”。

    终于,在当代,随着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与科学组织形态的变化,公众第一次得以具有直接“介入”科学的可能——公众参与科学,科学拥抱公众。当代的科技创新中,由于公众的广泛介入,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在许多方面形成了无缝对接的“连续统”:公众既是科学知识的受众和传播者(在“自媒体”时代,这一特征尤为明显),也是科技创新的参与者(例如“双创”,许多普通人的创造潜力被激发出来),当然,还是科学成果的受益人和分享者。

    我们所倡正是这样一种“崭新科普”——公众参与科学,科学家理解公众。在当代,科学研究的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内在层面,是科学认知规范的变迁;外在层面,是科学社会规范的变革。在当代,科学显然已经失去了其超然的地位,尽管还有着某些权威,却经常陷入某种程度的“合法性危机”,不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人”,需要向公众证明自己是“有价值的”。第二代科普——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局限在于,“公众理解科学把科学与公众的关系局限在传播学领域,这恰恰掩盖了二者互动的政治本性。”即使仅仅为了更好地达成“公众理解科学”的目标,也需要以“公众参与科学”为其必要前提。只有在公众参与科学的背景下,“公众理解科学”本身才是可理解的。

    我们进行的小范围访谈和大规模调研都指向了相同的结果:公众应当“参与”,而不仅仅是“理解”科学;同时,科学家也需要理解公众,理解公众的价值旨趣、情感诉求与生活方式。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是,科学家群体对普通公众的理解并不比普通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好到哪里,甚至更差。调研显示,公众经常承认自己“对科学理解不够”(因而需要更多的了解和参与),但访谈表明,很少有科学家承认自己“对公众的理解不够”——他们实质地将公众这一“终极资助人”给忽略了,科学家群体甚至都未曾意识到他们负有“理解公众”的某种义务。不能不说这是一种“知识的傲慢”,在我们看来,这是不合适的。因此,新科普不仅要让“公众参与科学”,同样也要求“科学家理解公众”。

    当代人类“生活科学化、科学生活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因此,加强科普两极之间的相互理解必要而有益“生活科学化”的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为了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也需要增加对科学的理解。此外,新科普还应当成为知识民主的重要部分。“知识民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和知识的平等共享。”新科普时代高素质的公众,对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非凡的意义。

    公众参与科学将成为新科普时代最为核心的特征。在三个意义上,公众将“参与科学”:首先,公众不再仅仅作为科研探索的“无私出资人”,而将有权利有序介入科学的重要议题中去。比如,对“是否需要建立超级电子对撞机”(CEPC)等事关天量经费的科学议题,公众将不再是“沉默的纳税人”,会拥有适当的发言权。其次,公众将有更多、更便捷和更有效的渠道,如广泛的科研众包、适当的与研究者对话机制等,直接参与到当代的科学研究、技术应用和推广传播中去,成为科学创新不容忽视的“一极”。最后,基础的“接受科学”、普遍地“理解科学”加上广泛地“参与科学”,将营造出有助于普遍尊重科学、崇尚创造的社会和文化土壤。

    只有在尊重科学、崇尚创造的厚土上,板凳甘坐十年冷的长期投入才可能出现,重大突破性的科技创新才可能发生。因此,从“公众理解科学”走向“公众参与科学”意义重大、势在必行,全新科普正在召唤。

    (作者系浙江大学科技哲学博士   郭 喨)